法国的“黄马甲运动”与普通罢工游行最大的不同在于其发起方式、组织形式和领导结构，它脱离了传统政党和工会的领导，由普通民众在社交网络上自发发起，没有明确的授权领导者，导致政府难以应对。
普通罢工游行通常由政党、政治组织或工会发起、组织和领导。例如，2019年12月针对政府退休制度改革的全法大罢工，就是由法国各大工会领导的。这些组织有明确的领导结构和谈判代表，能够与政府进行有序的沟通和协商。
“黄马甲运动”则最先由普通民众在社交网络上发起倡议，自始至终都没有类似政党或者工会这样的领导者。民众通过社交媒体平台自发组织起来，形成了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。这种发起方式和组织形式使得“黄马甲运动”更加分散和难以预测。
领导结构缺失导致政府应对困难：
在普通罢工游行中，政府只需要与工会或政党等“政治中介”进行谈判，达成双方都能满意的条件后，这些组织便能“一声令下”，让所代表的民众团体结束游行罢工。这种领导结构使得政府能够较为有效地控制局面。
“黄马甲运动”没有任何得到授权的领导者，民众跳过了传统的“政治中介”直接跟政府叫板。这使得政府不知道自己的“对手”到底是谁，应该跟谁去谈判。诉求五花八门，让政府和总统应接不暇，一时情况变得无从下手。
诉求多样性与难以满足性：
普通罢工游行的诉求通常较为明确和集中，例如提高工资、改善工作条件等。这些诉求相对容易理解和满足，因此政府与游行组织之间的谈判也相对容易进行。
“黄马甲运动”的诉求则是五花八门，涵盖了政治、经济、社会等多个方面。这些诉求之间可能存在矛盾和冲突，使得政府难以同时满足所有民众的需求。此外，由于运动没有明确的领导结构，政府也无法通过与少数代表谈判来达成整体解决方案。
历史相似性与“多数人的暴政”风险：
“黄马甲运动”与50年前的“五月风暴”存在众多相似之处，其中最大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两者都脱离了传统政党、工会与政治领袖的领导，民众直接跟政府叫板。这种历史相似性表明，法国社会在某些时期可能会出现民众直接表达不满和诉求的情况。
“黄马甲运动”中，一些暴行恰恰是以多数人的名义——即“集体的意志”行使的。这引发了关于“多数人的暴政”的讨论，即在民主制度下，多数人的统治是绝对的，但多数人的意志并不总是正确的。政府需要在维护民主制度的同时，防止“多数人的暴政”对少数人权益的侵害。
